当前位置:首页 > 家庭养老百科 > 养老保险,是否能满足未来退休人员养老?

养老保险,是否能满足未来退休人员养老?

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养老保险制度从城镇扩大到乡村,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成为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养老保障计划。

有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7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持续增长,2017年末参保人数首次突破4亿人,同比增长6.2%,相比2013年的3.2亿参保人数五年间增加了7987万人。到201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4.095亿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16亿人,合计参保人数9.25亿人,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离我国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目标更近一步。 
又由于参保人数的不断增,退休养老金基本上每年涨,2005年以及2008年至2015年,有9年涨幅都在10%以上;即使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涨幅也在9.1%。退休老人的幸福指数年年攀升。下图为2005-2017年全国老金变化统计情况:

然而危机一直与良机并存。养老保险固然能满足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生活需求,然而对于现在这一代人未来的老年生活呢?养老保险在数十年后是否仍然能平稳快增长?要知道,2050年我国的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高达3亿,占国家总人口的30%。
另外据统计,2012年开始,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增速开始大于收入增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面临不可持续的局面,预计2037年会首次出现年度收支负值,2048年将出现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枯竭。同时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企业年金与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相比,我国企业年金的覆盖范围依然偏低。截至2017年末,全国仅有8.04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比上年增长5.4%。参加职工人数为2331万人,比上年增长0.3%。

    同时从行业上看,企业年金覆盖的行业分布不均,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大多为能源、电力、铁路、交通、烟草、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大约3/4为国有企业,民企占比很小。并且,从地域来看,企业年金主要位于北上广深几个超一线城市。
   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保险作为未来退休人员养老生活的第一支柱已经独木难支。数据显示,自2008年伊始至2017年,我国第一支柱在三大支柱中的收入比重远高于其他老龄化阶段相近的国家,始终保持在65%水平上,第二支柱占比保持在18%左右,第三支柱占比仅在7%左右,三大支柱存在明显的失衡倾向。美国养老保险体系则呈现出典型的以第二支柱为主、第一支柱和第三支柱共同发展态势,这有利于减轻政府养老负担,促进多元养老保险体系有效发展。2016年,美国第一支柱规模仅有3.2万亿美元,而第二支柱高达16.8万亿美元;而我国第一支柱为5万亿元,远高于第二、三支柱。

  
    因此,养老保险是否能满足未来退休人员的养老生活需求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最重要的是及早做好打算。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城镇化加速、劳动力迁移流动频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给丧偶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带来影响。从变化趋势看,中国丧偶老年人的独居比例持续上升,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逐步降低。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城市丧偶老年人独居比例分别为18.3%、24.7%和37.6%;农村这一比例也分别达到18.2%、17.4%和28.9%[1];2015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年龄丧偶老年人独居比例已达41.7%。作为决定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的重要因素,丧偶老年人居住方式的研究对于其养老有着重要意义。
  从文化影响论看,家庭社会学者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及其他几个亚洲国家的亲子同住安排具有重要影响。在儒家文化体系之中,子女将孝敬父母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子女不孝不仅会受到强烈的道德谴责,还会受到国家法律的严厉惩罚[2]。已婚子女与父母共居从情感和实际行动上体现了对父母恩情的回报[3],也被视为“养儿防老”愿望的最终实现。当前,传统孝道已经发生变化。针对华北农村代际关系变迁调查的研究发现,传统代际交换关系的维系力量和存在的基础已经完全改变,农村传统孝道已经衰弱[4]。父权制虽然没有彻底让位,但已渐渐被淡化;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敬重已经丧失优先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新的夫妻关系与年轻人文化的倚重[5]。因此,传统伦理衰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亲子分居。与此同时,老年人自身的偏好也在发生变化。城市老年人更倾向于独立居住或入住养老机构[6],2015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中,约1/3的农村老年人表示不愿意和子女长期在一起生活。即使是失能老年人,也有超过1/4的失能老年人青睐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7]。
  从现实需求论看,很多研究表明,父母的生活照料需求,例如患病或身体功能受限以及丧偶等因素与亲子同住具有正向相关关系[8]。对于老年人来说,亲子同住可以获得日常照料,生病或出现紧急情况时更容易获得帮助。也有学者认为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女的需求[9]。简而言之,亲子同住可视为长期代际交换的一部分,老年父母与子女相互满足对方的需求[10]。
  从家庭资源论看,经济状况改善使得老年人更有可能独居,父母拥有的资源越多,独居的可能性越大[11]。也有学者从子女角度解释老年人的独居问题,认为子女数量减少或迁移导致的亲属资源缺乏是老年人独居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12]。此外,学者指出住房对代际同住有影响,住房短缺是导致大家庭得以维系的一个原因[13]。后续的一些研究则认为住房对代际同住具有双向影响,它既可能促使子女婚后与老年人同住,亦可能使之分离[10]。子女因住房短缺对父母形成依赖,是导致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的重要原因[9]。若亲代有多套住房,其已婚子女更有可能和有条件独立生活,自己独住概率因此上升[14]。
  表2给出了2015年丧偶老年人不同居住类型的分布,可以看出:丧偶老年人独居比例高达41.7%,农村独居比例高于城镇(43.3%:40.1%),男性独居比例高于女性(46.6%:39.9%);与其他亲属或非亲属同住的比例极低,合计不足2%,因此本文只分析独居和与子女、孙子女同住两类居住方式。
  (二)自变量对丧偶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
  表3分别汇报了总体模型以及分城乡、分性别模型对丧偶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估计结果,多数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0.001水平上显著,解释系数均在30%左右,城镇和农村、男性与女性的回归系数显示出较强的稳健性。总体结果显示,丧偶老年人自理能力越强,独居的可能性越大。收入水平越高,独居的可能性越大。亦即丧偶老年人在照料和生活费用上的需求越小,其独居的可能性越大。从资源角度看,丧偶老年人若拥有住房、住房适老性高,其独居可能性更大。有养老金存款的丧偶老年人,其独居可能性超过无养老金存款者,这与其他学者针对整体老年人居住方式的研究结论一致[17]。从子女资源看,若有2个以上儿子,丧偶老年人更可能独居。亦即家庭资源越充足,丧偶老年人独居可能性越大。女儿数量对丧偶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影响在总体模型中不显著,但是在分城乡模型中显著。回归系数表明,农村地区的丧偶老年人若有多个女儿,则更不可能独居。可能的解释是:转型社会当中,农村地区儿子因流动迁移出现缺位的情况下,已婚女儿上升为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通常认为,大多数女儿比儿子更体贴,更有可能与老人同住。最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自主权力大的丧偶老年人,更有可能独居。可能的解释是:丧偶老年人多处于生命历程的后期,期望生活归于安宁,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能够自己做主的丧偶老年人倾向于独居以避免与子女同住带来的家庭冲突。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很多国家长期照护支出大幅增加(Yang et al,2004)。预测显示,2050年德国老年长期照护支出占GDP比重将比2000年增加168%;中国2050年长期照护支出将不断提高,占GDP的1.1%(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长期照料服务制度研究课题组,2014)。为此,各国政府陆续出台相应政策以降低照护支出(Comasherrera A et al,2003)。其中,很重要的应对策略是重新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以减轻社会化照料的负担。为此,中国的社会政策关于养老责任的界定和倾向也逐渐由“社会为老人养老”向“帮助家庭实现顺利养老”转变(杜鹏等,2017)。该政策导向变化的前提是认为家庭照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老年人制度性养老,特别是机构养老成本,达到减少老年人长期照护支出的效果(Bonsang E,2009;Sasso A T L et al,2002)。

联系国康养老

国康居家养老服务网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圳软件园二期14栋2楼

邮编:518000

电话:400-6788-511

手机:400-6788-511

传真:400-6788-511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